◎ 张永才 益西贡布 编撰
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藏族老红军，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他是唯一一位代表藏族参加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他是共和国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他的名字叫桑吉悦希，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天宝。
然而，这位具有极不平凡人生经历的传奇人物，如果不是在1935年——他18岁那年，一支自称“红军”的军队北上路经他的家乡，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家乡之外，将无人会知道他这一生的故事……
7岁那年，他被送往色不计寺当扎巴
1917年，是一个极为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的11月，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十月革命”烈火在俄国熊熊燃烧，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年的2月，在中国四川马尔康党坝乡一个叫石果坝的偏僻小山村，一户穷苦的藏族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父母给这个男孩取名为木尔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与“十月革命”同龄的关系，这个名叫木尔加的男孩，一来到世上便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经历。
木尔加出生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随后的几年里，父母又为他生下了两个弟弟。
木尔加的父母都是穷苦农民。在当时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年四季，无论怎样口朝黄土背朝天地艰苦劳作，最终的“收获”，除了土司、头人那残酷无情的盘剥和冷漠狰狞的皮鞭，便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终于，父亲孱弱的肩膀再也无力抵挡命运的凄风苦雨，在木尔加尚未成年时的艰难困苦岁月，怀着一腔对现实的绝望和对远方无可奈何的一丝儿期待，带着木尔加的大弟弟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从此，父亲和大弟弟便永远地走出了木尔加和母亲的世界。岁月的寒风渐渐抹去了父亲和大弟弟印在雪山草地、森林峡谷间那茫然的足迹，唯一留下的，便是刻在木尔加和母亲心坎上那个永远的痛。不久，二弟又被人贩子拐卖他乡，直到解放也音讯全无。
那时，按照当地习俗，一家人有一个男孩，首先要送到寺庙去当扎巴，如果有三个男孩，则必须送去两个。木尔加的家里有三个男孩，木尔加是其中的老大，加之当时两个弟弟尚且年幼，进寺庙当扎巴自然非木尔加莫属。当然，木尔加进寺庙当扎巴，窘困的家庭生活所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7岁那年，木尔加被送到附近一座叫色不计的寺庙当上了一名扎巴。
党坝是一个非常偏僻、闭塞的地方，色不计寺也是一座很小的寺庙，全寺只有二十几个喇嘛，寺中没有活佛，由一位老喇嘛管事。老喇嘛教小喇嘛们学习藏文、学习念经。从走进寺庙之日起，木尔加身穿僧衣在那座并不算大的寺庙里，整整度过了11年的苦行僧生活。在色不计寺学经结业时，老喇嘛为木尔加改名为桑吉悦希。
对于整整11年的苦行僧生活，桑吉悦希很是遗憾。生前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曾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位老喇嘛学问也不高深，除了教我们死背经书外，并没有讲授过什么教义，更没有教我们写作应用文等等……学了那么多年，不仅没有学好藏文和佛经，就是连封信也不会写。”
脱掉袈裟参加红军
桑吉悦希在那座叫色不计的小寺庙“清修”了整整11年之后，时间到了1935年。这一年，同样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年份。
这一年，在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举办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汽车展览会，同年3月，50万人聚集首都，观看这位新任总理的阅兵礼；在美国，罗斯福在开年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将为350万失业人员提供工作，同年2月，为防止打扰这位总统的睡眠，国会颁布禁令，禁止飞机从白宫上空飞过；在土尔其，妇女首次参加选举投票；在苏联，尼基塔·赫鲁晓夫当选为党的书记；在印度，374名婴儿举行集体婚礼……。而在中国，台湾海岸附近发生地震，2000人死亡、13万人无家可归；同年7月，黄河泛滥，20万人丧生；这一年的6月，日本军队进犯华北，随后的11月，日军入侵上海及京津地区……
这一切，对于身居偏僻之地的小寺庙里的小扎巴桑吉悦希来说，全不知道。他的世界地理知识仅限于闭塞的党坝那不足百里之地。他的全部见闻都在寺院里。11个春秋，在他有口无心的念经诵佛过程中，以及成长的身体里，他感到“佛”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11年的苦行僧生活，他得出一个结论：佛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人们吃得饱穿得暖和人与人平等的人间。1935年春天，这个他在寺院里没有找到的平等的人的世界，忽然在被当地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党徒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的红军的行为和言谈中印证了。于是，为了内心那个朴素的愿望，桑吉悦希走出寺院，脱下已经穿在身上11年的僧衣，跟随红军北上，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这一年，桑吉悦希刚好18岁。也许，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便走出了一位代表藏族参加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便走出了共和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州的首任州长。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
“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散布的谣言闹得人心惶惶，藏族群众对这支从未见过的汉人军队感到非常害怕，不但土司头人和有钱人家都跑到城里躲避，就连普通的藏族群众也有不少人逃向了山里……桑吉悦希是扎巴，家里穷得叮当响，又是男孩，虽说是不怕，但看见乡亲们都在往山里躲避，他也还是跟着乡亲们跑到山上去了。
不久，乡亲们发现这支汉人的军队有些奇怪：又是风又是雪的，明明寺庙和民房都空着没人住，他们却不去住，而是在外面挨饿受冻。一些胆大的人先是远远地观察，后来便慢慢地接触这些军人。他们发现，这些汉人都非常友善，虽然语言不通，但总是笑嘻嘻地打着手势同他们亲热地招呼。这时候，他们惊奇地感觉到，这支军队与他们过去所见过的汉人军队完全不一样，这支军队，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对贫苦的农牧民特别好，还把土司、头人家的东西分给穷人。不知不觉中，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支向着穷苦百姓的军队。尤其是桑吉悦希和一批藏族青年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支汉人的军队，对自己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于是，一些年轻人开始大胆地同红军接触，有的甚至参加了红军。这其中，桑吉悦希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还当上了队长。虽然他并不知道“队长”是多大的官，但是他看见，这个人能管几十号人，今天在这里打土豪明天在那里给乡亲们分浮财，风光得很。
桑吉悦希动心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呢？”他毅然报名参了军，当即脱去僧衣，穿上了一套看上去并不怎么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一个小扎巴当众脱掉僧衣，换上红军的军装，顿时赢得了红军战士和藏族青年朋友的喝彩，他自己也十分得意——虽说那半新不旧的军装并不太合身，但毕竟“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这么风光过！”他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桑吉悦希过去当扎巴，虽然耗去了整整11年的光阴念诵经文，但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最终对经文的意思还是不甚了了。自从当了红军以后，他心里越来越亮堂了。他逐渐明白，当红军不仅是为了自己有饭吃、有衣穿，也不仅是为了自己风光，而是为了让天下的穷苦百姓脱离苦难。他更知道了，藏族和汉族是兄弟，都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各民族应该友好相处、平等相待。桑吉悦希坚信自己的道路没有走错。这一年的秋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桑吉悦希的入党介绍人是13岁就参加红军的吴瑞林，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
当过扎巴的桑吉悦希懂得一点藏文，在参军的年轻人中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因此他被任命为副队长。这时，桑吉悦希才知道，他所在的这个队伍不简单，叫作“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任务是为红军筹集粮草，打土豪、分田地。他生前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曾自豪地说，“我那个‘副队长’的官也不小哦！”
铁心跟着红军走
1935年8月，桑吉悦希随红军左路军踏上了过草地的艰难征程。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
千里草原，无边无际，不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一旦陷入水草地，就会越陷越深，很难再爬出来。当时，红军找了一些到过内地、跑过生意、上过学、懂汉话的藏胞当翻译，找过一些赶过马帮、走过草地的人当向导带路。对这些翻译和向导，刘伯承总参谋长把他们当做宝贝，还亲自给他们布置任务。其中有一位藏族向导叫王寿才，他是丹巴人，过去是个小土司，走过草地又懂汉话，刘伯承亲自请他带路，还专门给他配了一匹马——要知道，那时可是要大首长才能有马骑的。到了草地中央，王寿才生病发高烧，红军就用担架抬他。这样，左路军第一次过了草地。王寿才后来参加了红军、入了党，解放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桑吉悦希、王寿才等藏族战士是亲密战友，到了延安，他们开玩笑说，王寿才是红军战士“抬”到革命队伍的。
然而，要走过茫茫草地又谈何容易！抛开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不说，仅仅吃饭问题的困难就让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过草地，部队缺粮怎么办？只有挖野菜。但水草地的许多野菜都有毒，总部就请藏族同胞帮助，把野菜分类绘出图来，印发各部队。当时总部只有几台油印机，又缺乏油墨、纸张，没有办法，就只好采集野菜实物标本，拿到各部队宣传。于是，桑吉悦希和其他几名藏族战士便成了“野菜宣传员”，拿着各种野菜标本到各部队告诉大家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
当红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时，却突然接到命令：南下。这时的桑吉悦希感到非常纳闷，“不是天天都在喊北上抗日吗？怎么千难万难地转了一大圈后却又要朝南边走呢？”是啊，作为一名刚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他又怎么会知道这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呢？当时，桑吉悦希最深的印象是“打下成都吃大米饭”的口号。他虽然并不知道“成都”在什么地方，可是有大米饭吃总比在草地上饿肚子好，更何况随军南下，他也可以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草地，到汉地去看看另外一个新鲜的世界。反正，桑吉悦希是铁了心要跟红军走。
南下受阻，红四方面军回到川康地区。不久，桑吉悦希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担任青年部部长职务。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在丹巴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马阿交、马骏父子的武装，为了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扩建成为一个藏民独立师，马骏任师长、李中权任师政委。独立师担负全军的警戒任务，整个警戒线东西长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的部长，桑吉悦希虽然不用值勤和站岗放哨，但是却要在这广阔的区域里来回地跑，跟着师长、政委下连队检查工作。当然，这也使得桑吉悦希能够有机会接触各个部队、各个部门，并见到了朱德、刘伯承等众多红军高级将领。
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前，把西康藏区大金、卓克基、党坝、卓斯甲等地的格勒得沙革命军和少先队集中起来，成立了“番族人民自卫军”。这是一支少数民族的革命武装，相当于师的建制，桑吉悦希被任命为党代表。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时，这支以少数民族战士组成的红军队伍承担了特殊的任务：有时，他们走在前面，为大部队开路；有时，他们又留在最后，阻击追兵并负责收容掉队和迷路的红军战士；同时，还要为部队寻找粮食和牛羊。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比第一、二次更为艰难。难就难在没有粮草。出发前，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这时，桑吉悦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集粮草。受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委派，桑吉悦希和其他年轻藏族战士直接到寺庙、到土司头人家、到群众中筹集粮草。当时的藏地本来就穷，人口少、产粮不多，几万红军来回过了几次，粮食差不多被吃光了。但是，为了支援红军，藏族同胞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一些寺庙甚至把积存多年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了，就连桑吉悦希曾经当过扎巴的那座小寺院，也拿出了几百斤青稞……
历尽千辛万苦，1936年10月，三路红军终于胜利会师陕北。
毛泽东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延安城北关外有一个叫小沟坪的地方，中央党校当年就设在这里。从这里放眼望去，左前方是宝塔山，弯弯的延河从山脚流过。河对面就是杨家岭，那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
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成立于江西瑞金的马克思主义大学，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央党校。1937年中共中央入驻延安后，中央党校校址先在桥儿沟，1939年迁至小沟坪，直至1946年底迁往华北。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就高度重视为将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培养干部。1937年中央党校将少数民族学员单独编为一个班，系列为第七班。桑吉悦希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四方面军党校学习。1936年底，四方面军党校并入中央党校，桑吉悦希便成为了中央党校学员；中央党校设立民族班后，他被转入民族班。
民族班有20多名少数民族学员：藏族学员有桑吉悦希、扎西旺徐、协饶顿珠、孟特尔、罗德干、沙纳，彝族学员有王海民、阿尔木呷、陈占英、瓦渣木基、潘占云，羌族学员有苏新，苗族学员有石邦志，土家族学员有彭祖贵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历过长征，少部分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民族班的学员大多文化程度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就专门给他们开“小灶”，安排文化程度高的学员对他们进行辅导。
在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兼学员党支部书记和学校党总支委员。当时，民族班的班主任是廖志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西康省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来，桑吉悦希在西康和四川工作了很长时间，廖志高一直是他的领导。
中央党校的领导都是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校长是李维汉，负责党校日常工作的是董必武、成仿吾等。
那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到党校讲课。有一次，毛泽东在党校讲完课后，学员们自动列队到校门口欢送。
“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看到少数民族学员，毛泽东亲切地一个个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民族。问到桑吉悦希时，学校领导介绍说，他是少数民族班的班长。毛泽东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嘛！”听到主席这样说，桑吉悦希有些不好意思。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桑吉悦希回答后，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讲究。”桑吉悦希解释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一位老喇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
毛泽东笑着说：“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并向少数民族班的全体学员招了招手，亲切地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就是你们说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悦希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于是，“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
从此，天宝便开始使用这个名字。从此，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入的中华民族11969个姓氏中，也便增加了一个当时仅为他一个人所独有的特殊姓氏。姓“天”名“宝”，也许这将是中华民族姓氏史上，最后一个由“天子”赐予的名字。从此，那个老喇嘛为他取的藏名桑吉悦希，就像他的藏族血统一样，成为了他一生中对遥远时代和家乡的回忆。
冒充“通南巴县”的汉族人
天宝从1936年在陕北进入红四方面军党校到1945年离开延安，将近10年的时间内，党组织给他安排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先是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1938年，天宝被派往新疆。当时，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军阀盛世才有统战关系，从延安选派了部分干部到新疆工作。天宝到新疆的任务仍然是学习。他被任命为新兵营的学生队长，主要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同时学习俄语。
1939年底，天宝又被调回延安，在西北工委工作。西北工委是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第一个专门负责分管民族工作的机构。抗战期间，日军在我国各个民族之间挑拨分化，鼓动民族分裂，企图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中共中央设立西北工委，就是主持陕、甘、宁、青、新、藏、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对日军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适应工作需要，西北工委十分注重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就是从西北工委开始的。
天宝在西北工委除了从事民族工作，重要的任务还是学习。除天宝之外，在当时的西北工委还集中了扎西旺徐、孟特尔、沙纳等一批藏族青年骨干力量，由何承华等给他们补习文言文和现代语言。何承华当时是中共西北局统战部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陕西省副省长、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等职。
为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将中央党校民族班、陕北公学民族部以及抗大、女大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在延安大砭湾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天宝又被组织选送到延安民族学院深造。在延安民族学院，天宝是学生中的骨干，除了学习，还承担了不少的社会工作。他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西南民族区区队长、陕甘边区民委委员，以及民族学院二班班长、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等职。
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后方物资紧缺，需要大量精简人员。在精兵简政中，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精简人员三成以上；前方军情紧迫，急需大量补充战士。党中央仍然把延安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员全部留在延安，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安心学习。
从1936年长征到延安，天宝就一直留在后方学习。在红四方面军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在新疆新兵营还是学习，在延安民族学院仍然是学习。眼看着一批批抗日军政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的学员高唱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奔赴抗日前线，自己却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天宝憋不住了，他向领导提出，坚决要求上前线去。领导说不行，“少数民族战士当前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上前线”。情急之下，天宝只好冒充汉族，“我不是少数民族，我是汉族，我可以上前线”。领导又问，“你是汉族？那你说说看，你是什么地方人？”
天宝参加革命就在红四方面军。长征以前，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在川北，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核心，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以这三个县的最多。这三个县后来成为共和国著名的“将军县”，其中有一个县出的解放军少将就在百人以上。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通南巴”被经常挂在嘴上，对此，天宝早已听熟了。
面对领导的紧紧追问，天宝被问急了，他想起了“通南巴”，顺口便说：“我是通南巴县的人”。
这时，领导笑了：“通南巴！你知道通南巴是什么地方吗？……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的简称，是革命根据地。你以为你是佛爷，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出生吗？”领导指着天宝的鼻子说：“连撒谎都不会撒，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让你上前线。老老实实给我在延安学习、读书。连通南巴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以后怎么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
天宝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别人都在前线奋勇杀敌，自己却被留在延安的“保育院”！
是的，中共中央为将来培养和储备民族干部的深远用意，当时的天宝又怎么能够深刻理解呢？在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凶残入侵的艰难时刻，前线战事惨烈，敌人的疯狂已经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我参战军民往往整连、整营、整团甚至整师都牺牲在战场上。参战的指战员，都会有牺牲在战场上的可能。如果让数量不多的少数民族革命精英赴前线参加战斗，稍有牺牲就会对今后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造成巨大损失。
延安民族学院的学员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上前线，解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也没有让他们上前线。胡宗南的军队大举进犯延安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天宝和其他少数民族学员被送往内蒙草原深处。到了内蒙，天宝在乌兰夫领导下，担任蒙汉骑兵支队的政委。
内蒙古是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天宝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从事民族工作的锻炼。当解决西藏问题被提上中共中央紧迫的议事日程，迫切需要一批具有高素质的藏族干部时，像天宝这样一批经过多年精心培养、经受过革命锻炼的藏族干部正好派上大用场。
新中国首位藏族政协委员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护其统治的主要精锐部队已被基本消灭，国民党政府濒临土崩瓦解，中国革命闪烁出胜利的曙光。经毛泽东提议，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并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从当年的8月份起，各方面的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时不远了。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天宝作为藏族唯一的正式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赋有特殊的重大历史使命：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临时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确定新中国的国都、国歌、国旗和纪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一个小“扎巴”，成为唯一代表藏族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而且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名流、海外归侨代表共聚一堂，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共商建立新中国的重大事项，这是何等的荣光！
当然，天宝并不知道正是这次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北京（新中国成立之前叫北平）之行，将会决定他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进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夜，新中国的第一次盛大国宴在北京饭店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共600多人出席宴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天宝应邀出席了这次盛大的“开国第一宴”。就在宴会之后，天宝在休息大厅遇见了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刘伯承握着天宝的手说：“桑吉悦希，我们就要进军大西南了，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就这样，天宝从第一野战军转到了第二野战军，党组织关系也从西北局转到了西南局，并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进军。
18军的“天政委"
时间回溯到1949年7月。那时，政协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然而，正当天宝和全国人民一样满怀激情地期待人民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遥远的青藏高原却乌云翻滚，卷起阵阵寒流。
1949年7月8日这天，西藏地方当局以防共为借口，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严重事件，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的电波，迅速传遍整个世界。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行径，居然赢得英国、美国和印度媒体的一片喝彩。一时之间，鼓吹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言论甚嚣尘上，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活动也更加紧锣密鼓。1949年9月17日，西藏地方当局在拉萨召开官员会议，作出了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决议。“官员会议”之后，西藏地方当局迅速将“文武对策”付诸实施，竟然以“外交局”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狂妄宣称西藏是“一直享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请不要将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俨然以主权国家自居，并疯狂扩充武装力量，大肆准备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倒行逆施分裂祖国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地区的人民，更感切肤之痛，无不义愤填膺，迫切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在西藏问题上特别使用了“经营”这个词，这在其他情况下并不多见。毛泽东所用“经营”一词内涵非常丰富，既包含和平解放西藏的内容，也涵盖了长期建藏、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大义。
1950年1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以及正在成都的贺龙：“拟定以二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1月10日，毛泽东回电，批准了二野进军和经营西藏的计划。
进军和经营西藏，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处理好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宗教以及组织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问题。在解决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中，极需要像天宝这样经历过长期革命锻炼和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1950年2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约见天宝并下达命令说：“天宝同志，西南局和刘、邓首长决定你参加进军西藏……”参加进军西藏，天宝并不感到意外，也没有提任何条件。多年来党的培养，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解放西藏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吗?
受命进军西藏以来，18军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既能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但是过去很少有过搞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要说做民族、宗教工作，几乎是一张白纸。而现在需要重点做工作的对象是土司、头人等，要和他们打交道，做他们的工作，心中就更加没有底了。
就在这个时候，天宝来到了18军。天宝虽然在18军不担任正式职务，但他很快就融入到了18军这个战斗集体之中，18军的干部、战士也都把他当成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亲切地称他为“天政委”。后来，中央决定18军改为西藏军区，再后来，天宝担任西藏军区第二政委，当年18军的“老西藏”们仍然称他为“天政委”。
自治州的首任州长
1950年8月22日，为解放西藏和平谈判而奔走呼吁的格达活佛，在前往拉萨途经昌都时，被分裂主义分子谋害身亡。格达活佛的遇害，标志着西藏地方当局事实上已经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西藏地方当局对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呼声置之不理，拒绝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赴藏劝和人员和劝和团不是被拒之境外就是遭到拘押甚至杀害。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更是集结武装主力和民兵共计8000余人部署到昌都及金沙江一线，决心要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军事对抗。
形势清楚表明，若不给予西藏地方当局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和平之门断难开启，和平解放西藏的善良愿望断难实现。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批复西南局昌都战役计划。
1950年10月初，发动昌都战役进入倒计时阶段。各路参战部队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各项准备工作均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之中。张国华、王其梅、李觉、天宝、刘振国等西藏工委的领导成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昌都战役的实施作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中共西南局作出一项决定：调天宝到康定，筹备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为了昌都战役的顺利实施，天宝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向西康涉藏地区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提供牦牛支援运输，还参与西藏工委对昌都战役的研究。天宝对实施昌都战役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工委的会议上，他说，“我们实施昌都战役，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西藏问题的和平解放。”天宝的意见，得到了工委同志的一致赞同。
在这个时候接到调令，对于天宝来说太突然了。不过，无论是天宝，还是张国华等18军领导都看得非常清楚，尽管从组织关系上天宝离开了18军，但是天宝在新的岗位上仍然与18军、与解放西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西康建省始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决定以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所辖地建立“西康省”。西康省的辖境东起打箭炉（康定）、西至鹿马岭（西藏大昭）计1500余公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和，计2000余公里，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辽阔地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全省，将西康分为江东和江西两大片区。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设立川边经略使，筹划西康建省，未果；1927年夏，刘文辉入主西康，成立西康特别区临时政务委员会；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将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次年迁至康定；1938年3月，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为省主席；1949年12月，刘文辉在成都战役期间与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彭州）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进驻雅安，成立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1950年4月，西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廖志高任主席，张为炯、鲁瑞林、格达（藏）、夏克刀登（藏）、果基木古（彝）、刘聚奎、白认、康乃尔任副主席。
18军进军西藏必经西康，物资运输也必经西康。西康的社会稳定和运输条件将直接关系到进军西藏的成败。
1950年11月24日，这是一个喜庆的节日！
这一天，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充分协商，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天宝被选为第一届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倾巴当选为副主席。选出政协委员28人，秘书长昂旺格桑、副秘书长李春芳。
这一天，从康定东大门、南大门和北大门三个方向，不断有马队排着长队进入康定城——沿茶马古道，以刘格平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以及西康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军区代司令方升普等领导同志一行在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来了。他们是代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领导、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区党委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向康区各族人民、全体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表示慰问和祝贺的；他们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带来了毛泽东主席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锦旗，以及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同志赠送的“团结各兄弟民族共同建设新西南并巩固西陲国防”的锦旗。
这一天，沿折多山、雅拉河，康区北部、东部、南部地区以及长期处于自我封闭而与外界未有往来的俄洛、沙尔达等地区的上层土司、头人，各派寺院的活佛、堪布、大喇嘛，各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及工、农、商、牧等界的代表来了——他们带来了青稞酒、哈达和吉祥的祝愿。
这一天，沿折多河两岸的东西两条大街上，人群如潮，青年学生的秧歌队、腰鼓队以及康定城各族各界人民组成的弦子队，将古城康定挥舞成了一条人群欢乐的哈达，鞭炮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跑马山麓。当晚，康定的四十八家锅庄及主会场（后来的康定宾馆内）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康定人民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欢庆人民当家作主。
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首届代表会议上，天宝是这样说的——
“诸位代表先生们：康区各族人民所渴望的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以万分愉快的心情，来宣布这个空前盛会的开幕！因为我个人是一个藏民，我们藏族同胞和彝、回各少数民族同胞，几千年来，受着大汉族主义，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侵略压迫，像今天能开这样的大会，由我们各族人民的代表协商康区人民的大事情，这在康区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开这样的大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果。经奉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省人民政府指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决定实行区域自治，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
这次会议对促进康区各级人民政府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之提供了依据。随后，人民政府应各县请求，于1951年派出康南、康北两个工作团，分赴各县传达会议精神，协助各县筹备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不到半年时间，全州除色达县因条件尚不具备而推迟到1955年11月9日-13日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县人民政府外，包括康定、泸定两县在内，共20个县召开了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从而完成了自治县级政权的建设。
1955年，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建制。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划归四川省，改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在自治州成立的当天晚上，天宝与自治州的人民群众一道，围着篝火跳了一个晚上的弦子、锅庄，喝了一个通宵的青稞酒……
中央为何选定康区建立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州？有什么特殊的重大意义？对此，天宝生前在接受《甘孜日报》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其一，康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辉的一页。1935年，“博巴政府”就是在康区的甘孜建立的，康巴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其二，康区是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的重要关口和纽带，是解放西藏的后方重地。康区自治政权的建立必定为解放西藏并在西藏建立自治政权做出榜样。其三，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为1950年3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6师胜利进驻康定铺平了道路。从此，康区揭开了历史新篇章。以上无不为中央所重视，并最终确定为我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的首选之地。
天宝就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后，把协调甘孜地方支持帮助修建进藏公路、机场以及组织动员群众支援18军进藏作为第一要务。一年后，18军先遣部队胜利进入拉萨，随后张国华率领18军军部抵达拉萨，各路进藏部队也全部进入了西藏各要地，完成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